古代礼俗（祭祀）
古人十分看重祭祀，并将其列入“国之大事”(《左传·成公十三年》)，因此祭祀的范围很广，祭祀的仪节也很繁杂。
第一节 封禅与郊祀
封禅是古代帝王祭天地的仪式，封为祭天，禅为祭地。封禅起源于对大自然的崇拜。据《史记·封禅书》载，早在伏羲氏以前的无怀氏就曾封泰山，禅云云山，而先秦封禅者据说多达“七十二家”。
封都在泰山。这是因为泰山是五岳之长，其山高，离天近，人间的帝王到泰山顶上祭上帝，表示受命于“天”。也有的说，是因为泰山为东岳，东方是万物之始、阴阳交替的地方，也就成了新生王朝、新登基皇帝向天神地祇报功告成，以取得合法统治地位的祭祀场所。因而禅也是在泰山附近的云云山、亭亭山、梁父山等处举行。由于天在上，地在下，古人认为天为阳，地为阴，天高于地，所以封的仪式重于禅的仪式。封禅的具体仪节各朝各代不尽相同，但汉武帝自定的封禅礼仪，前承秦始皇，后启东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等帝王，较具代表性。汉武帝先到梁父山祭地，接着在泰山东边山脚下设坛祭天。然后汉武帝与少数大臣登上泰山顶，再次祭天。次日从北坡下，在泰山下的肃然山再次祭地。封禅时，用江淮出产的一茅三脊草及各地珍贵的飞禽走兽祭祀，并用五色土封于祭坛。在隆重的音乐声中，汉武帝身穿黄袍，亲自跪拜。封禅后，汉武帝还下诏改元，并令在泰山下“治邸”。后代的封禅程式也大多与此类似。
古代帝王之所以热衷于封禅大典，是因为这可以利用人们对天的崇拜，以“天命转移”来解释从别人手中夺取天下的合理性，从而安定民心，巩固统治地位。可是，由于封禅兴
师动众，要耗费大量资财，一些有见识的官吏(如唐代魏征等)提出了反对意见。所以自南宋以后，废止了皇帝到泰山封禅的形式，而将封禅与郊祀合二为一了。郊祀也是古代祭天地的祭礼，周代是在冬至日祭天于南郊，夏至日祭地于北郊。后来常有天地合祭的，宋代就是在南郊合祭天地。明代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在北京南郊建筑了大祀殿，也合祭天地。嘉靖皇帝认为合祭天地于大祀殿，不合古制，故又在大祀殿南新筑寰丘(后改名为天坛)专门祭天；另在北郊建方泽坛(后改名地坛)用来祭地。之后就一直是天地分祭了。
第二节 社稷祭
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古代以农为本，因此与农业紧密联系的祭祀社稷活动，便很受重视。社稷祭由来已久，西周时掌管国家祭祀的大宗伯就有“以血祭祭社稷”的职责，又有小宗伯负责社稷坛的建立。社稷坛是祭祀的场所，按礼仪周王的社稷坛要用五色土铺垫。土色随其方位，东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黄，以象征五方。现存的北京中山公园名为“五色土”的方形大平坛，便是明朝永乐年间营建北京时所筑的社稷坛。周王祭社稷要用太牢，即牛、羊、猪三牲，还要钟鼓齐鸣，载歌载舞，其活动十分隆重热烈。
在古文献中，常以社稷指称国家。这是因为，一个国家建立要筑社稷坛，而一个国家灭亡其社稷坛就要废弃，国家的兴亡必然反映了社稷坛建置的改变，所以社稷指代国家就是很自然的了。社稷既已成了国家的象征，其祭祀的意义就更特殊了。
不过，社稷祭祀并不只是君王的事，古代各个阶层都有祭社活动。《礼记·祭法》称：“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这里君王建立的太社，就是前面所说的五色土。据说，上古君王封诸侯时，便依封地所在方位从太社坛取一撮色土，赐于被分封的诸侯，然后诸侯再将其置于封地的社稷坛中，自然这种社稷坛就不能再有五色土了。至于更
下一级置社立坛，只能用本地的泥土了。既然大夫以下要成群立社，民间便以祭社活动为中心形成了居民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也称“社”。立社时不仅要封土为坛，而且要种植适合当地土壤的树木，这树也是社的标志。社的规模有12家、25家、50家及100家多种说法，也有以全村为单位祭社的。到社祭之日，几乎全社的人们都停止工作，参加祭祀活动。这天还有专为社日准备的社饭、社糕、社饼。在农村的各个社坛附近，同社人聚会祭祀之后，就在一起畅饮欢歌，吹箫击鼓，非常热闹。这种民间的社日祭祀活动源于先秦，发展于秦汉，普及于唐宋，到元代由于统治阶级对民间结社集会的钳制，便逐渐衰落了。
第三节 宗庙祭
古代宗庙又称太庙，是帝王供奉祖先的庙。历代帝王都认为，君权是由天神交授、承袭祖先获得的，因此把家、国视为一体，从而把宗庙看作国家的象征。君王营建宫室，首先要按左宗右社的制度在前面营建宗庙。即使到了明清，也依然沿袭这个制度。现在北京故宫前居于左方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就是明清时期的太庙。国家如有大事，则必告于宗庙以示尊敬。帝王登基之时，也要首先在宗庙举行拜祖先、会群臣、受印玺的典礼。
先秦的宗庙祭祀活动很多。有每月初一举行的“月祭”，因这是用新鲜五谷或季节性时新食物奉祀祖先，故又称“荐新”；有分春、夏、秋、冬的“四时之祭”，供品为三牲及黍稷等，又叫“时享”；还有每三年和五年举行一次的“袷〔xia侠〕祭”与“禘〔di帝〕祭”。袷祭和禘祭都是汇合祭祀宗庙中全部祖先神主的大祭，只限于天子和诸侯的宗庙才有权举行这样隆重的祭礼。这些祭祀活动都有一整套繁琐的仪式，一般要由精通礼仪的“相”来担任赞礼和司仪工作。相即傧相，其中卿、大夫担任赞礼工作叫大相，士担任赞礼的叫小相。汉代之后，上述宗庙祭祀在具体时间、供品内容、神主多寡等方面虽有所变化，但荐新、时享、袷祭和禘祭这些重要的宗庙祭祀名目和基本礼仪，却始终遵行不废。
除帝王宗庙外，按周代礼制士以上也可设家庙祭祖，后代的品官亦大多建有家庙。家庙祭祀不像太庙祭礼那样隆重，就是祭祀的次数有时也有。如《清史稿·礼志》载，清代规定三品以上可以四时祭家庙；四至七品，春、秋两祭；品只春季一祭。但是，官僚显贵的家庙，每逢春秋大祭仪节也十分繁杂。如据《鲍氏宗谱·祭仪》载，清代湖北麻城鲍氏宗族，规定了家庙大祭从序立、就位开始，经过荐毛血、举号、作乐、迎神、上香、酹酒、读祝文、进献等，到礼毕、退班多达93项程序。
第四节 祓禊祭
早在周代，人们就已注意到三月时令，每逢上巳日便成群结队去水边祭祀，并用浸泡过药草的水沐浴，认为这样做可祓除疾病和不祥。史书称这种祭仪为祓禊。到了汉代，祓禊活动已很普遍。由于三月上旬的巳日每年不同，到魏晋时祓禊祭就固定在了三月三日，并有了“曲水流觞”的形式。每到三月三，人们往往邀朋集友于环曲水流旁，置酒杯于上游，任其随流而下，停在谁的前面谁就取杯饮酒。王羲之《兰亭序》中就曾记载了这种宴饮游乐的盛况。
关于祓禊的起源，有的学者认为与“简逖吞玄鸟(燕子)之卵”有关。简逖是古代神话中的人物。传说在仲春之月，简逖和妹妹在河水中洗浴，忽然从天空飞来一只美丽的玄鸟，将衔在嘴中的鸟蛋坠入河中。简逖与妹妹争着从水中捞出此蛋，见“五色甚好”，简逖就吞下了这个蛋，不久即有孕而生下了商部族的始祖“契”。之后，契的子孙繁衍，逐渐发展强大并建立了商朝。后世在祓禊祭时也有“曲水浮素卵”的习俗，即将煮熟的鸡、鸭、鸟蛋投入水中，让其在水中顺流而下，等候在下流的人们则将禽蛋从水中捞起吃掉。由此看来，祓禊祭最初有求子的寓义。另说祓禊祭还有招魂的含义。水边招魂，是古人认为人死了以后灵魂仍存，招魂是一种对再生的追求。不过，魏晋以后三月三逐渐演变为文人雅集和宴饮游乐的节日，其原始的祭祀内涵则不再为人们所注意了。
第五节 腊祭
腊祭在先秦本称为“蜡”，是古代十二月举行的一种庆祝农业丰收的盛大典礼。每当农业生产获得收成时，人们便认为这是年初祈年祭的结果，是跟天地万物之神的助佑分不开的。所以在旧年将尽，新春将来的十二月，人们就要对天地万物之神进行一次总的报谢大祭典，同时也为次年的农业生产祈祷求福。
蜡祭的对象都是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神。据《礼记》的《郊特牲》和《月令》郑玄注说，主要有10余种。其中祭农神，是对农业始祖神农氏的崇拜和纪念。祭作物神“百种”，是报谢其给人类提供了丰富的衣食来源。祭农官田畯〔jun俊〕神，是感谢其督促和领导农事的功劳。祭田间的亭舍道路诸神，是报答他们为农夫提供了歇息之处并便利了运输交通。祭禽兽神，如猫、虎之类，则是答谢它们捕杀田鼠、野猪等农田祸害而保护庄稼的功劳。祭水利设施神，是因其有防洪和排灌之功。还有日月星辰诸神，其主管阳光雨露，是农作物丰收所依靠的天时基础。土地神则是农作物生长所依赖的地利基础。古人认为，祖先灵魂也暗中助佑子孙使农业丰收，因此先祖也在蜡祭之列。
蜡祭是年终报谢鬼神、庆祝丰收的节日活动，仪式非常盛大而热烈，所以又称“大蜡”。据《荆楚岁时记》说，“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这也许就是民间流传的大蜡传统日期。大蜡这天，人们都停工休息，参加盛会。主会场在天神庙(在都城南郊)，另外宗庙及山川岳渎诸庙也都有专人负责蜡祭。祭礼开始，先由大司乐指挥奏乐和歌舞，用以招求万物百神的降临。然后，作为主祭者的国君身着白色礼服，在神灵前宣唱农业祝祷词，同时乐官击鼓奏乐，显出一派既热烈又庄严的节日气氛。歌舞祝颂之后，主祭者又换上黄色的礼服进行祭祀。据说黄色象征土色，这表示国君和大家一起庆祝丰收，以此慰劳农夫，让大家暂时获得休息。据文献记载，周代还有“息田夫”、“息老物”的仪式。所谓“息田夫”，就是让辛勤了一年的农夫暂时休息；“息老物”即让老衰的农夫从此退休。这应当
是从原始公社时代遗留下来的古俗，不过在阶级社会里，许多古俗实际上转化为统治阶级美化自己、笼络人民的象征性手段。尽管如此，劳动人民仍然很珍惜这一天，当作可以随意放松的日子，尽情地欢娱。蜡祭结束，通常都要宴饮聚餐，以欢度节日。
蜡祭一般要用猎获的动物献祭，周代称为“猎祭”，因为跟肉品有关也写作“腊祭”，是大蜡礼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腊”与“蜡”逐渐混淆，到了汉代蜡祭就改称腊祭了。佛教传入后，由于腊祭日与佛祖释迦牟尼成道日相吻合，于是佛教中献粥供佛的习俗与腊祭礼俗相融合，逐渐演变为十二月八日熬“腊八粥”的民俗，并一直流传至今。
第六节 灶祭
祭灶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礼俗。灶神在民间又称“灶君”、“灶王”、“灶王爷”，是人们信奉的资格最老的神祇之一。早期的灶神产生于人们对火的自然崇拜。在原始人氏族群居的生活中，那一堆不熄灭的火便是他们的灶，因而火神与灶神是一致的。到了夏商时期，灶神逐渐与火神分离，成为民间单独尊奉的一位大神。据《礼记·曲礼下》载，周代“祭五祀”就已包括祭灶神了。所谓“五祀”，是春季祀户，夏季祀灶，(夏秋之交)祀中霤(中堂)，秋季祀门，冬季祀行。这里对灶的祭祀，主要还是看中灶与门、户等一样对人具有实用价值。但到汉代之后，灶神就转化为督察人间过错，专向天帝打小报告的神了。
晋代葛洪《抱朴子·微旨》载：“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者，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者，一百日也。”由此可见，最初人们以为灶神每月最后一天都要上天告状，其中有大罪者要被减寿300天，小罪也减寿100天。后来逐步演变，把灶神每月上天一次，改为每年上天一次，祭灶的时间也固定在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了。
灶神家家都有，是人们最甩不掉、摆不脱的一位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家里守着 一位监护神，不能不怕他上天告状，因而有关灶神的忌讳最多。据《敬灶全书》列举，有不得用灶火烧香；不得击灶；不得将刀、斧置于灶上；不得在灶前讲怪话、发牢骚、哭泣、呼唤、唱歌；不得在灶前小便、吐唾沫；不得在灶前赤身露体；月经未完的妇女不得经过灶前；披头散发者不得烧饭做菜；不得将污秽之物送入灶内燃烧等等。这些忌讳，除了在灶前小便、吐唾沫等有碍卫生以外，许多都没有什么道理。但由此可知，古人对灶神是怎样毕恭毕敬了。
对灶神的忌讳如此之多，而一日三餐又顿顿离不开灶。人在灶前稍不留意犯了禁忌，得罪了灶王爷，腊月二十三上天一汇报，就不知将会降下什么祸事。所以，在灶王爷上天之前，人们必定要郑重其事地祭祀一番。
每逢祭灶这一天，不论大户小户，不分贵贱，家家都要将灶台、几案、锅碗瓢盆收拾得干干净净，准备设供祭灶。这时还要在厨房神龛供奉的灶神像两旁，贴上千篇一律的新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或‘回宫降吉祥’)。”这是人们对灶神的祈祷。设供品后，全家参加祭礼。然后由长子撤香、送酒，为灶神上天坐骑撒豆子、草节等马料，由灶台一直撒到厨房门口的小路上。最后，将原灶神像揭下焚化，称为“送灶”，即送灶神上天。几天之后，多在除夕之夜，再由家长燃烛、焚香、叩头，净手将新灶神像贴于神龛上，然后于神像前摆供祭祀，叫作“接灶”，即重新将灶神从天上接回人间。通常自腊月二十三日送灶，至除夕迎灶，共七天。清人张朝墉有《燕京岁时杂咏》诗云：“纸幡甲马到厨东，司命遄〔chuan 船〕纡薄醉中。天上去来才七日，凡人无此大神通。”这首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祭灶的一些情况。
关于祭灶的供品，汉晋时流行以黄羊祭祀，南北朝祭灶则用“豚酒”。宋代按范成大《祭灶诗》所说，“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圆”，食品更加丰富了。这些供品无
非是要堵住灶神的嘴，让其酒足饭饱，心满意足，上天后切莫计较家长里短的杂事，多加包涵。明清时期，祭灶食品由荤变素，增加了柿饼、干果之类。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还增添了灶糖，即麦芽糖。麦芽糖又甜又黏，把它糊在灶神嘴上， 一来灶王嘴吃甜了，就不好再说恶言恶语，只能说好话；二来麦芽糖粘住嘴巴，想说坏话也张不开嘴。至于连糖果也供奉不起的贫苦百姓，则只好对着灶神许愿。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灶王爷本姓张，一碗凉水三炷香。今年日子过得苦，来年再请你吃糖。”
祭灶活动是一种迷信，反映了古代人们对自己命运的茫然不解，他们只能把自己遭遇的各种吉凶祸福托之于神。人间过错难免，又怕受到惩罚，所以只有诚心诚意祭灶，以求消灾免祸。随着人们文明程度的提高，到近现代祭灶活动就逐渐衰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