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Educational History Studies

Vol.1，No.1，2019

改革开放40年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吴式颖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和教师从思想上得到了，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进行本专业的研究和教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从学科体系的确立、教材建设、专业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原著和国外研究成果的翻译与出版等方面，我们可以窥见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进程和取得的丰硕成果。当然，我国的外国教育史学科在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局限性，需要学者们共同解决。

【关键词】改革开放；40年；外国教育史；学科；历史；发展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2096-6660（2019）01-0005-08

一、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的确立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得到正名（也是劳动者），大家思想，冲破思想禁区，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可以说，我国的外国教育史研究与教学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40年中发展起来的，这是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的成果。1997年以前，外国教育史和中国教育史是两个的学科，但属于一个学会。1979年，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杭州召开。会议贯彻了“破除迷信，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开展研究和教学。许多老先生都参加了会议，王天一、金锵等当时的中年教师也在会上发言。大家在小组会上展开热烈讨论，探讨了外国教育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如对外国教育史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苏联教育史研究中的错误问题，等等。金锵的发言后来发表在《教育研究》1980年第1期上，题目是《外国教育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其中就批评了苏联教育史著作中贯彻马克思主义方的公式化和简单化倾向。

对苏联的教育史著作，到底应该怎么看？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过去用的是苏联教育史教材，后来又借用苏联教育史教材来编写《外国教育史》。我觉得苏联教育史著作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我们有启发，但它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公式化了。特别是在

作者简介：吴式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外国教育史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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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以后，苏联开始大抓意识形态，1947年批判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家亚历山大洛夫写的《西方哲学史》，说他不分唯物唯心，不讲阶级性和党性，只要他名声大就大写特写。后来又批判教育学、教育史的一些著作，批判了麦丁斯基著的《世界教育史》（1940年版）和冈察洛夫写的《教育学原理》（1947年版），逐渐形成一个以唯心唯物和政治上是先进还是保守来划线的做法。如果一个教育家的世界观是唯心的就贬低他，是唯物的就抬高他；政治上是保守的就贬低他，是进步的就抬高他，不顾这些教育家实际的教育思想到底是什么，就这样简单划分。因此，我们说苏联有贯彻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在这方面，我和金锵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也交换过意见，认为就是要清理这些思想。后来，我们在19年合写了题为《四十年来的外国教育史》的文章，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年第4期上，其中就比较详细地探讨了这个问题。

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的第二次年会在西安召开，会上集中讨论了应该怎样评价赫尔巴特和杜威教育思想的问题。通过这次聚会，大家交换了意见，了思想。会议的讨论结果由中国教育史研究会编辑成《杜威、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研究》一书，由山东教育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还有一次重要的会议，是1983年在黄山开的，就是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讨论会。大家本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思想，实事求是，提出问题，交流看法，不做结论”的精神，就建立外国教育史新的学科体系问题进行探讨。与会人员对学科名称及研究对象、范围、历史分期、外国教育史与比较教育的关系、古与今的关系、教育思想与制度的关系、史与论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外国教育史的学科名称应该定为什么，是叫“外国教育史”还是叫“世界教育史”？如果叫“世界教育史”的话，就应该把中国教育史也放在里面，把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放在一起。大家觉得还是叫“外国教育史”为好，还是应该有点分工，因为单是外国教育史，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体系了，上下几千年，各个地区教育的发展，各个国家教育的发展，而且它们的发展进程都不一样，把这些讲清楚就很不容易了，如果还要把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发展放在一起，就更困难了，所以多数人还是主张叫“外国教育史”。在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范围方面，大家主张突破欧洲中心和以欧美教育为研究范围的界限。历史分期问题在当时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大家的热情是很高的，外国教育史界著名的老先生赵祥麟（华东师大）的年纪最大，滕大春先生（河北大学）的年纪第二大。王承绪先生的年纪也很大（他开始是在杭州大学教育系，后来杭州大学合并到浙江大学），他当时和赵祥麟先生、滕大春先生被并称为“三老”，受到大家的尊敬。他们都积极参加会议。陕西师范大学的吴元训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也参加了教育史年会和黄山的会议。老先生们和中青年教师一起讨论学科体系的问题，写了很多文章，探讨教育史的研究到底应该怎么做。

二、40年的外国教育史教材建设

师范院校要招生，首先要解决各学科的教材问题，外国教育史也要解决教材问题。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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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还是把曹孚先生编的那个借用的教材印了好多次a，印的时候，我还写了个说明，说明这个教材还有些问题，但后来没有用这个说明，还是照原来的样子印了。实际上，当时因为没有教材，所以非得用这个借用教材不可。后来我们逐步编写出自己的教材，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都很积极地投入到工作中。像北师大的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等人，“文化大”一结束就在准备编教材，开始先编了几个小册子，后来正式编教材。我参与了编小册子的工作，编教材时，我调出教育系，到北师大教育科学研究所继续编原来与曹孚先生一起编的教材，就没有参与了。《外国古代教育史》在1981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作者是曹孚、滕大春、吴式颖、姜文闵。这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自己编写出版的第一本外国教育史教材，但它只是个断代史。同一时期，江苏人民出版社还约我为小学教师编一本《外国教育史话》。这本书由我和姜文闵合写，1982年作为《小学教师文库》中的一本出版。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编的《外国教育史》（上、下两卷），在1984年和1985年先后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和朋友们编写的《外国教育史简编》是1988年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并于1995年再版。在黄山会议之前，教育科学出版社约我编写《外国教育史简编》。人民教育出版社找了戴本博，让他组织编写《外国教育史》。可见各个出版社对编写和出版外国教育史教材也非常积极，可以说是“逼着”我们出成果。在20世纪十年代，外国教育史课程基本上是用两部教材：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编写的教材《外国教育史》在北方盛行、用得好，《外国教育史简编》在南方用得好。《外国教育史简编》也没有人主编，我就找了几位朋友：李明德、黄学溥、单中惠、赵荣昌、徐汝玲。他们都是研究外国教育史的，我们就一起编写，我让他们先挑主题，剩下的由我来写。这本书的编写人员比较多，出版之后也有比较多的学校使用。戴本博主编的《外国教育史》（上、中、下三册）是在1990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此外，在教材编写方面，滕大春先生主持编写了《外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年出版），我主持编写了《外国现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此前，赵祥麟先生还主编了一本《外国现代教育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马骥雄先生撰写了一本《外国教育史略》，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

大约在1994年初夏，任钟印先生（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资深教授）来北师大看我。他对我说：“你们编写的《外国教育史简编》还是比较好的，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新编一本更好的教材？”我尊任先生为学长，请他主持编写。他说：“北师大人多，还是你主持，我也参加。”后来他和他的弟子都参加了编写。北师大参加编写的除了我之外还有史静寰、褚宏启、张斌贤、郭法奇、王保星等，再加上《外国教育史简编》原来的一些作者，这才有了后来的《外国教育史教程》，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于1999年第一次出版。由于参加编写的人比较多，各人都发挥所长，谁在哪方面有研究，研究得比较多，就写哪一章。因此，这本教材的质量提高了，学生用得也比较好，获得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印数也比较多，第一版就印了二十多万册，2003年出了第二版，2015年又出了第三版。第三版根据第一版出版后外国教育史发展和研究的情况，更新了书的内容，在各章前增加了内容提要，思

a 这里指的是曹孚（1911—1968）按照教育部文科教材编写办公室领导有关外国教育史教材可以借用苏联教材的指示精神，将康斯坦丁诺夫等编著的《教育史》和麦丁斯基著的《世界教育史》中的一些章节改编为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外国教育史学科暂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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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题和参考书也都有更新，提高了质量，并将李明德增为主编、张斌贤增为副主编。第三版在2015年出版后，2016年获得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这是专业人员和出版社共同努力的成果。21世纪初，我国还出版了多种外国教育史的教材，如张斌贤主编的《外国教育史》（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2015年再版）、王保星主编的《外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周采编写的《外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贺国庆等主编的《外国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郭法奇写的《外国学前教育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等等，出现了教材多样化的局面。

三、外国教育史专业人才培养

讲到这里，我讲讲建立硕士点和博士点这个问题。除了开设本科以外，为了培养专业人才，师范院校开始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1979年前后，北师大开始招硕士生。滕大春先生和其他老先生都培养了不少硕士。1979年我也开始带硕士生，北师大教科所建立了一个硕士指导小组，推选我做组长。当时我们组里的教师还有陈友松先生、程舜英先生，我尽量发挥两位先生的才能。硕士点建立后，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建立博士点。外国教育史的第一个博士点于1986年在河北大学建立，滕大春先生是博士生导师。北师大的外国教育史博士点是1990年批准的，1991年开始招生，我是博士生导师。开始的时候，外国教育史只有这两个博士点。到1997年，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合并成一个教育史博士点，外国教育史就变成了研究方向。有教育史博士点的学校都可以招收以外国教育史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据统计，从1991年到2010年，一共培养了121名外国教育史专业的博士。开始的时候，博士生比较少，我有时带两个，有时带一个。因此，到1997年为止，我只培养出9名博士。但我们对他们的要求也比较高，培养的质量是很好的。滕大春先生带的博士生有的到学校教书，有的到教育管理部门从政。从政的外国教育史博士，有外国教育史的知识背景，看问题就是不一样。

从2011年到现在，各学校又培养了69名外国教育史专业的博士。改革开放后的40年，我们培养出了以外国教育史为专业研究方向的博士共190人，硕士就更多了。通过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我们获得了一大批具有外国教育史知识和研究能力的人才。特别是这些博士生，他们写的论文都是很有水平的研究成果，每篇博士论文都有一定的创见。当然，如果没有一定的创见我们也不会让论文通过，只有论文达到一定的水平，博士生才能毕业。这些新培养出来的人才，有的还继续做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和教学，许多人现在已经是博士生导师了；有的人选择做行政，即使做行政，有外国教育史背景的人也干得很不错。例如，河北大学的郭健是外国教育史专业出身的学校领导干部。我看过他在开学典礼上对学生的讲话，其中引用了一些外国教育史的知识，说得很生动、深刻。正是因为他脑子里有这些东西，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够避免一些错误，发扬一些长处。当然，他们在工作中还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完全借用人家的东西、照抄照搬是不行的。在文化教育方面，拿来就用是不行的，文化教育跟科学技术不一样，科技的东西学了就可以用，文化教育直接用是不行的。苏霍姆林斯基对这一点就看得很清楚，他是个很伟大的教育家，他的帕夫雷什中学办得很好。他认为，别的学校要根据学生和学校的具体情况来借用帕夫雷什中学的经验，不能直接搬用。我觉得他这种思想是对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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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一样，看多了国外的经验，思想开阔了，就能想到更多的主意，但是我们要做自己的教育，还是要按自己的情况来做。

四、40年的外国教育史研究

从思想路线来讲，做研究要讲究实事求是，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对外国教育史研究来讲也是一个指导思想。我们研究的是历史上的东西，没有亲身经历过，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要努力地去使我们所描绘的东西接近真实，这就要靠史料，要论从史出，而不是先立论，再填资料。

原来我跟着曹孚先生编教材时，只知道要编教材。“文化大”期间，教育部被科教组所取代，后期重建教育部后，周荣鑫出任新建的教育部。他看到当时教育混乱的情况，就在教育部干部中提出“要学一点教育史”。当时我正好被教育部从北师大借调去整理教育科学研究所图书馆的图书（我是在1973年调到北师大的，这是1975年的事），就把我找去给教育部所属的《教育通讯》编辑部的同志们讲外国教育史。我们研究外国教育史的人，有给我们自己国家的教育建设提供借鉴的作用，我也是从这次的经验中认识到外国教育史有这样的功能。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外国教育史的功能时提出，应该看到外国教育史有两个功能：因为从外国教育史中能找到一些教师的才能和品德的榜样，所以它的一个功能是编教材、培养学生、引导教师的发展，通过外国教育史的教材和教师的讲授培养教师；另一个功能就是给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建设提供借鉴与参考。这是我对外国教育史功能的认识。

也正是因为这样，我在改革开放初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就是谈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教育的，谈他们的经验和教训。苏联的教育有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后一阶段否定前一阶段的成果，并且是全盘否定。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把沙俄时期的教育否定得一塌糊涂，不研究乌申斯基，也不研究托尔斯泰，就搞自己的。当时主要是劳动，后来还有两个教育家提倡学校消亡，不要学校了，让学生到车间里去学。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教育比较活，办学也比较灵活，德育方面的成就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到了30年代又把20年代的成果都否定了。原因何在？因为他们没有用辩证的思想来看待问题。我们要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来指导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要有分析能力。就像研究赫尔巴特，不能因为他在政治上保守就贬低他，说他一无是处。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重知识的传授、课堂教学，借鉴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到1940年还出版了《赫尔巴特文集》。因此，要有分析、辩证地看待教育史上的人物与事件。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取得的成果是很丰硕的。20世纪十年代，我们在滕大春、赵祥麟和王承绪等老先生的领导下完成了许多研究工作。由滕大春先生担任主编，许多当时的中青年教师参加编写，出版了《外国教育通史》（共6卷，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在19年出版了第1―2卷，1990年出版了第3卷，1992年出版了第4卷，1993年出版了第5卷，1994年出版了第6卷）。我参加了第4卷章和第6卷苏联章的编写。赵祥麟先生组织编写了《外国教育家评传》，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在1992年出版，一共3卷。其中第1卷评述了26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第2、第3卷分别评述了23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该书于2003年出版了第二版，并增加了第4卷，评述了27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我撰写的是第1卷中关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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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教育家拉夏洛泰和第３卷中关于苏联教育家克鲁普斯卡雅的教育活动与思想。20世纪90年代，王承绪先生与华东师范大学的中国教育史专家张瑞璠教授一起，组织各学校的中外教育史教师编写了《中外教育比较史纲》。这是一个新的创造，原来外国教育史工作者只研究外国教育史，中国教育史工作者只研究中国教育史。可能因为王承绪先生是研究比较教育的，有比较的观念，他和张瑞璠先生就把当时一些老、中、青三代学者组织在一起，共同编写《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原来他们想编10卷，后来只编出了古代、近代和现代3卷，我和河北大学的阎国华教授担任了近代卷的分卷主编。这套书的每卷都以史为经，以问题为纬，对中外教育进行比较研究，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在1997年出版。老先生们组织编写的这三套书都得到了社会的 肯定。

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间，外国教育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是由我和任钟印教授担任总主编的《外国教育思想通史》（共10卷，2002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2017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撰写这套书用了7年（1995―2002年）的时间，由老、中、青三代60多位学者共同完成。这套书也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并获得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在这40年中，从事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学者还完成了几部国别史的研究。滕大春撰写了《美国教育史》，王桂撰写了《日本教育史》，我撰写了《教育史》，徐辉撰写了《英国教育史》。许多学者还完成了一些专题史的研究，包括由我和褚宏启主编的《外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研究》，史静寰及其弟子延建林等著的《西方教育史学百年史论》，贺国庆、王保星、朱文富等著的《外国高等教育史》，贺国庆、朱文富等著的《外国职业教育通史》，张斌贤带领他的一些弟子完成的《美国教育改革研究丛书》（已出版11本），易红郡所著的《战后英国高等教育研究》，郭法奇所著的《教育史研究——寻求一种更好的解释》，等等。此外，单中惠所著的《现代教育的探索——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易红郡所著的《英国教育思想史》也是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李明德、金锵主编的《教育名著评介（外国卷）》由福建教育出版社于1992年初次出版，2008年再版，该书对32部外国教育名著进行了详细介绍与评论。李明德所著的《外国教育思想史——人文主义教育之演进》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该书集中论述了西方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高迎爽所著的《法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基于层面的分析》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荣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九次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第九次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我国在外国教育史研究方面，对法国教育史的研究很少，有这样的研究成果十分难得。在40年中还出版了多部《西方教育思想史》。此外，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研究成果，也就无法一一列举了；学者们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不胜枚举，我也无法向大家报告一个确切的数字。综上所述，外国教育史研究在改革开放40年中取得的成就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和改革开放前相比较，应该说是很大的。

五、外国教育原著和国外研究成果的翻译与出版

外国重要教育著作与教育史重要研究成果的翻译和出版，对外国教育史的教学与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民教育出版社为配合教材建设，首先组织翻译和出版了由华东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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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育系、浙江大学教育系选编的《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任钟印主编的《西方近代教育论著选》和王承绪、赵祥麟编译的《西方现代教育论著选》。从1984年开始，人民教育出版社本着“服务教育、繁荣学术、积累文化”的宗旨，组织翻译和选编了《外国教育名著丛书》。到2014年为止，已经出版了39种、45册外国教育名著。这无论是对教师和学生，还是对广大的读者而言都是宝贵的教育读物，对提高我国人民的教育素养发挥了重要作用。浙江教育出版社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组织翻译了《赫尔巴特文集》（共6卷，其中第1―2卷为哲学著作，第3―5卷为教育学著作，第6卷为心理学著作，于2002年出版），对深入研究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教育科学出版社组织翻译和出版了《苏霍姆林斯基选集》（共5卷，于2001年出版），对传播和深入研究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山东教育出版社组织翻译和出版了单中惠、徐小洲主编的《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共10卷，于2011年出版）。这套书包括布里克曼著的《教育史学：传统、理论和方法》、弗里曼著的《希腊的学校》、科班著的《中世纪大学：发展与组织》、伍德沃德著的《文艺复兴时期教育研究》、孔佩雷著的《教育学史》、伯茨著的《西方教育文化史》、布鲁巴克著的《教育问题史》、拉斯克和斯科特兰著的《伟大教育家的学说》、克雷明著的《学校的变革》、托里斯著的《教育、权力与个人经历：当代西方批判教育家访谈录》。这套译著非常有助于我们对西方教育史的研究。由瓦尔特·吕埃格担任主编的4卷《欧洲大学史》也由河北大学出版社组织翻译和出版，目前已出版3卷，最后一卷正在准备出版。这套书也非常有助于我国对欧洲大学发展史的研究。

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我国的外国教育史教学与研究在改革开放40年中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和曹孚先生、滕大春先生一起研究外国教育史的时候，就提出来不要以西方为中心，研究范围不要只是局限在欧美国家，而应该扩大范围。一门外国教育史的课程，只讲美国、只讲欧洲是不行的，但是我们现在集中研究的还是美国教育史，博士论文的选题更多的也是关于美国的教育。法国、德国也是发达国家，德国还是很重要的国家，但对于它们的教育史我们研究得很少。前面已提到，我们出了几本研究国别教育史的书，但是还没有法国和德国教育史的专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问题可能出在语言上，因为懂德文的人少，研究外国教育史的人懂德文的更少，懂法文的也少。我在招收博士生时，就觉得研究外国教育史的人应该掌握两门外语，这样研究的眼界会更宽一些，资料来源也多一些。我的第一届博士生学了两门外语（英语、德语），但是他们用德语的机会很少，不太成功。后来的博士生也只是学英语、用英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现在我们正在编写20卷本的《外国教育通史》，编者之一的孙进教授在北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任教，他是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开始是学德国语言文学的，后来转学教育，知识背景很好，希望他能为我们写出一部《德国教育史》。我觉得德国教育史很值得研究，因为19世纪教育发展的中心在德国，德国的教育发展得很好，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也是学德国的，所以我觉得研究外国教育史的人眼界一定要宽一些。此外，研究和苏联教育史的人也很少。因此，为了完成《外国教育通史》的编写任务，我们不得不请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姜晓燕和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的刘淑华同志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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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他们都是做比较教育研究的专家，自己的研究任务就很繁重。我虽然是个老者，仍在多卷中承担和苏联教育章节的撰写任务，深感负担沉重。我们外国教育史学界必须培养俄苏教育史研究的年轻专业人才，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现在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我觉得还要加强对中亚和阿拉伯地区国家教育的研究。我们还应对历史上影响文化教育发展的重要发明进行一些跨学科的深入研究与探讨。例如，印刷术的发明对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信息技术对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等等。

目前，我国的外国教育史研究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有待大家共同努力解决。

（2018年10月18日，吴式颖先生应邀在民族大学教育学院为师生做了题为《改革开放40年与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的讲座。本文稿由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戴家毅根据讲座内容整理而成，吴式颖先生仔细阅读了文稿并进行了补充。）

（责任编辑 刘 捷 冯卫斌）

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Foreign

Educational History over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Wu Shiying

Abstract: Over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discipline of foreign educational history has experienced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Guided by Marxist ideological viewpoints and methodology, research and teaching programs of this discipline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 a realistic way, and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disciplinary system, the compil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the research of education science,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original works and research results abroad, we can catch a glimpse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fruitful achievements of the discipline of foreign educational history in China over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Of course,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and limitations existed in this development process, which need to be solved jointly by scholars.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up; 40 years; foreign educational history; discipline; history; development

About the author: Wu Shiying is a professor and a doctoral supervisor in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Her main research area is foreign education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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