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恨歌》看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文化
从《长恨歌》看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文化
内容摘要：王安忆小说《长恨歌》在其创作生涯中具有着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位置，也是她深感满意的一个作品。在这篇小说里，王安忆要通过王琦瑶——这个从上海弄堂里走出来的平凡女孩子的非同寻常的一生，去表现女人和城市、女人和历史、女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的宏大主题，展示着一种传统的女性文化。这种女性文化如她的叙事一样圆润精致。她以细腻的笔法，悲怜的情怀娓娓叙说着一个女性令人感慨的命运与灵魂。作品通过解读《长恨歌》，透过王琦瑶的人生，展现了现代都市背景下普通阶层的魅力女性的精神与情欲困境。
关键词：王琦瑶女性视角悲剧生存状态女性文化
王安忆199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用了唐代白居易的长篇述事诗《长恨歌》作为标题。据说，作者为了这个标题思考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她对这个题目感到非常满意。《长恨歌》自创作以来，一直备受赞誉，它缘于绚丽细腻的笔法，跌宕起伏的情节，独特的视角等方面。作品充溢着浓郁的女性气息，无论是其叙述策略，还是文本的内蕴，都鲜明地烙着一个“女”字，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可解的女性空间。《长恨歌》给予我们展示了一个上海女性竟逐奢华的历程，而且提供了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现代都市里面的女性面临的人性化困境及其悲剧。“此恨绵绵无绝期”，王琦瑶看似丰盈饱满的人生背后却是空无一物，在她碧落黄泉的人生尽头，面临的是亲情的远离，友情的幻灭和爱情的终不可得。本文用女性独特的嗓音和面容映照出博大的历史底蕴，丰富了女性的生存形态，拓展了女性的生存空间，意义不凡。
在《长恨歌》中，王安忆以人生为底色，以文化为线索，传达出极为女性化的生活信息。作品深入地揭示出铸造王琦瑶人格的城市文化特征和内蕴，写出了女性的精气神，细致地揭示出上海这个现代都市的生存状态、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王安忆在故事情节中，也展示了女性文化的魅力。文中的女人与环境融为一体，是一种点缀，是一种鲜亮，是绵延千年的传统，直底历史的心脏，这是一种
传统的女性文化的积淀。 一、女人和城市
《长恨歌》中写了一个女人的悲剧，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故事，在文中写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王安忆说：“我要写的是一个城市的故事，我是直接写城市的故事，但这个女人是这个城市的影子，在我眼中，上海是一个女性形象。她从一个灯火阑珊的小渔村变成‘东方的巴黎。’”
上海是一座风姿绰约的城市，《长恨歌》以一个女人的一生记载了上海的时代繁华，王琦瑶就是那个风姿绰约的上海。因此小说中有许多游离于女主人公故事之外的对于城市的描写，比如对于弄堂、鸽子、闺阁、爱丽丝公寓、平安里的细致描写，使得这座城市在读者的面前立刻变得有亲切感——它就是一个乖巧美丽、追赶时髦又带着些日常琐碎、小温情小情调小算计小精明的女人。它从一个弄堂里的女孩子经由几十年的风雨，逐渐成为一个内敛含蓄可又不服老憋着劲儿追赶潮流的风姿绰约的女人。与其说她是“上海小姐”，是一个柔弱而又刚强的女子，不如说她就是这个城市的象征。她的一生就是几十年上海的风雨和苍凉，而显然不只是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故事的风月版本。上海几十年的历史就这样在一个女子的眼睛里展开：“1945年底的上海，是花团锦簇的上海，那夜夜歌舞因为日本投降而变得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其实那歌舞是不问时事的心，只由着快乐的天性。”“1960年的春天是一个人人谈吃的春天”。这里的上海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与人交心交底的。
现代城市是被充分物质化了的，它以色彩斑斓、应接不暇的物质诱惑着王琦瑶这样的女性，并且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任何身处其中的人都被无可奈何地卷入其中。王安忆提出自己对女人和城市的独特见解：“城市比人类出生地更富于生存源泉，因而也更为适合女性的生存与发展。城市不像乡村那样对女性有体力方面苛刻的要求，城市的灯红酒绿夜生活的五光十色，使都市女性比乡姑单调的生活更多了几许内涵。”
王安忆写了王琦瑶的一生，王琦瑶的历史就是上海的历史。在王
安忆看来，女人和城市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关系，城市为女人提供了施展自己的空间，女人
体力的弱势在这种人为的空间里可以转化为一种优势，女人和城市一样一下子可以跳到历史舞台上而光艳夺目。她以城市女性的书写视角来写上海的历史，呈现了王安忆作为上海大城市寻梦人的文化心态。
二、女人和历史
王安忆笔下的历史不是我们通常习惯于关注的与重大政治事件紧密联系的历史，而是作为时间的历史。她极力渲染的是各历史时期迷漫于空气中的不同气味、不同氛围、不同的来自感官的特征，她努力准确捕捉的，是各个历史时期中特定个人的生存面目、精神依赖、趣味取向。由于投向历史的视点不是政治，不是历史变迁中存有的政治成份，而是作为时间、年代的历史，历史中的个人，故而，她笔下的历史与个人显得特别平实，真切，贴近，两者的交融也因之更和谐，从而给人一种浑然一体的饱满、浑厚感。《长恨歌》确实写出了作为年代的历史，写出了存在于历史中的个人。
翻开《长恨歌》目录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明晰的变化，从弄堂到闺阁到片厂到爱丽丝公寓到邬桥到平安里等一个个地点的转移，而这些地点又是那么的小而微不足道，不是外滩不是虹口也不是租界和洋行，恰恰相反，她是真正把《长恨歌》的历史潜入了上海今天已经日渐消失的弄堂。王安忆告诉读者，上海的真正历史是百姓生活，是弄堂里的王琦瑶，是程先生是老克腊是长脚等等的芸芸众生。王安忆要写的是小历史，小历史当然不象大历史那么辉煌而惨烈，但它总会在读者的心头魂牵梦绕。这个历史通过一个叫王琦瑶的弄堂女人几十年间的琐碎经历一点一点地走入人们心里，因此也变得亲切起来。说到底这是王安忆在写她心目中的上海，写她心中上海的几十年历史。
王安忆之所以看中王琦瑶这个人物，写她，是因在她身上看见了一份怆凉。一份逼人的、摆脱不了的怆凉。这份怆凉与其说来自命运、来自历史变迁，不如说来自生命本身。与其说来自王琦瑶，不如说来自王安忆自己。这份怆凉是王安忆人到中年对生命的感悟，是对美好
生命流水般逝去的一首挽歌、一声叹息。《长恨歌》最大的成功正在于以冷静的旁观角度叙述了这份实在的、透自骨髓、挥之不去的怆凉。
如果说“上海的陷落成就了张爱玲”，那么上海的“东方巴黎镜像”以及有
关上海的种种想象和虚构成就了王安忆，成就了《长恨歌》，也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王安忆的上海”。
王安忆写了王琦瑶的一生，王琦瑶的历史就是上海的历史。在王安忆看来，女人和城市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关系，城市为女人提供了施展自己的空间，女人体力的弱势在这种人为的空间里可以转化为一种优势，女人和城市一样一下子可以跳到历史舞台上而光艳夺目。她以城市女性的书写视角来写上海的历史，呈现了王安忆作为上海大城市寻梦人的文化心态。
三、女人和男人
在传统的“家”的分配中，男性主掌着主流世界的起伏成败，关注“大世界”的事情，女性则是生活的边缘，是以家庭作为她们的“小世界”的，因此女权主义者看到的是女性被压制而悲惨不幸的一面，然而在《长恨歌》中，王安忆看到的却是另一面，那就是生活的安稳。因为这种分配使女性避免了各种残酷场面凶狠的厮杀，所以她们可以没有太多的个性，可以对天下大事不感兴趣，可以没有那些形而上的焦虑，只要在“过日子”中展示智慧和能力，享受安稳人生，即使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大不幸的时候，王安忆也没有把这些不幸的根源完全归结于男性。对于李主任、程先生、康明逊等这些承担着历史，又被历史压垮的男性，王安忆并没有操起笔来声讨他们的，更没有让作品中的女人们居高临下地挖苦、嘲笑男性的软弱。相反，她从人生的角度宽容了男性的无奈，从而谅解了他们。她看到城市发展的同时，也看到了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清醒地认识到男性因承担着太多的责任而显出的疲倦和衰弱。当女性在思想意识、经济生活上逐渐起来的时候，王安忆用她们的幸运而坚韧的一面，替代了男性无力和软弱的一面，从而构筑起这个世界的平衡。
穿过王琦瑶生命的有五个男人，唯有程先生对王琦瑶的爱情是真
实、执著而又义无反顾的，但这唯一的一个真实，王琦瑶却一再地错过了。程先生追求王琦瑶大半生，终是好梦难圆，这注定了只能是一种精神之爱，随着他在1966年的夏天自杀，这份可敬又可哀的精神之爱也在王琦瑶的天空里烟消云散了。
1948年最动荡时，王琦瑶仍然还在想，李主任是通天的人，倘若他都是过不去，又有谁能帮得上他。但在李主任与王琦瑶最后一次见面失之交臂之后，王琦
瑶和他真是“两人都无依无托。自己靠自己，两个孤魂”。可是通天的人走了，王琦瑶依然好好的活着，变的只是生活地点，方式——从爱丽丝公寓到了平安里，不变的是那颗上海心。与王琦瑶相爱并有了骨肉的康明逊，为了守住他所在世界里的位置，与女儿近在咫尺却不敢认，王琦瑶无怨无悔。程先生在文章中无法忍受非人的痛苦，抛下了他钟爱一生的女人而结束了自己的性命……萨沙、老克腊等男人，在她身上得到了不同的满足后便决然离去。王琦瑶和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过真情，然而，这种爱情意义的苍白使他们的感情似一场情感游戏，她没有自己的丈夫，是个永远的漂泊者，永远无法让自己的小船靠岸。从而使王琦瑶这个女性的梦最终破灭。她的心一次次被交付出去，可事情刚起了头就结束了，传统女性视为生命动力的“家”她一直无法拥有，但王琦瑶的生命并不会因此而暗淡，她仍然冷静而平和地生活着。“倘若不是这样专心致志，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最具体最琐碎的细节上，也许就很难将日子过到底。这些日子其实都是不能从全局推敲的，所以，在这仔细的表面之下，是有着一股坚韧，这坚韧不是疾风骤雨的那一种，而是用来对付江南独有的梅雨季节……它是供小人物切碎了平均分配的小日子和小目标”。正是这股韧性支撑着王琦瑶，使她比曾经辉煌的男性们走得更远。
纵观王琦瑶的坎坷一生，富有悲剧性。从她十几岁投身李主任，终身都在寻找依靠，但她经历的几个男人都没有成为她的依靠。尤其是李主任留给她的物质依靠（一盒金条）也无法使她永远依靠，最终她却因为这物质的依靠导致了肉体的丧失，从而昭示了其依靠的无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王琦瑶所追寻的依靠，既指物质上的，也有精
神上的，但她的依靠由起点的虚拟爱情换得的物质享受与满足却致使她的情感精神一步步走向死亡。
四、女人和女人
女性视角贯穿《长恨歌》创作的始终，作者所关注的是女性的处境与体验。在《长恨歌》的世界中，男性被设计成背景和参照系以突出和衬托女性独特的生命遭遇。全篇涉及的女性人物，主人公王琦瑶，还有一些起穿针引线作用的吴佩珍、蒋丽莉、严师母，包括女儿微微都是上海世界里的一群孤独的灵魂。小说安排了这样了一个女性世界，通过女性世界的崩溃，来说明她们至始至终无法脱离
男性的主导作用而结成真正的“同伴”关系。
文本中的生活空间是女性的。上海的繁华其实是女性的风采，整个城市像个大女人。女主人公是凡俗生活中的女人，她是大多数女性中的一个，只是一个符号，没有一点特殊性，她的在场时大部分女性的在场。王琦瑶每时每刻都很明白自己的处境，当选了“上海小姐”之后，她虽身处浮光掠影一片的繁华之中，沉浸在极致的风情和惊艳之中，但也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最后的出场，所有的争取都到了头，希望也到了头。”这一刻的辉煌是有着伤势之痛的。
吴佩珍、蒋丽莉、严师母、薇薇、张永红，这些身份不同的女人先后出现于王琦瑶的少女、青年、中年、老年各个时期，陪她走过或长或短的人生路。王琦瑶同她们的关系也呈现出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暧昧。
吴佩珍是王琦瑶少女时期的好友，那是一段最无忧无虑的时期。说好友其实也就是一个伴，没有利益牵绊的最纯净的玩伴。
蒋丽莉则是王琦瑶从弄堂到“爱丽丝公寓”到平安里这段时期的见证者，这二十年的经历双方都是知根知底的，虽然其中有一段时期失去了联系，但最后见面时还是都知道了。
对于这样的少年好友，小说却突出她们之间的暗中较量与摩擦。王琦瑶学生时代的女友有吴佩珍和蒋丽莉两个，这两个女同学的共同特点一是长得丑，二是单方面忠诚于王琦瑶，三是不如王琦瑶精明。
“吴佩珍是那类粗心的女孩子。她本应当为自己的丑自卑的，但
因为家境不错，有人疼爱，养成了豁朗单纯的个性，使这自卑变成了谦虚，这谦虚里是很有一些实事求是的精神的……王琦瑶无须提防她有妒忌之心，也无须对她有妒忌之心，相反，她还对她怀有一些同情，因为她的丑。……王琦瑶的宽待她是心领的，于是加倍地要待她好，报恩似的。”
作品叙述吴佩珍和王琦瑶的关系多采用全知第三人称叙事。这个权威叙述者把丑女孩应该自卑的看法当作毋须质疑的道理告诉读者。同时，这段叙述还包含着这样的逻辑：美女与丑女交朋友的心理基础是“同情”，性质是“宽待”；丑女对美女好则是“报恩”。果然，在后面的种种交往中，都是吴佩珍想方设法讨王琦瑶的欢心，一直处在报恩的被动位置上；王琦瑶动辄给吴佩珍脸色看，一直
按照自己的心绪决定着要不要接受吴佩珍的友情。
凭着美色优势，王琦瑶不必把心掏出来与朋友相处；吴佩珍、蒋丽莉没有色相美，只能把心掏出来奉献给王琦瑶。她们除了心之外，还奉献出社会关系、家庭实力为王琦瑶挤进繁华世界服务。吴佩珍把王琦瑶引进电影片厂，使得王琦瑶获得了一次试镜机会，但王琦瑶终因自己不擅长表演而未成影星，这样吴佩珍就由于目睹了王琦瑶的失败而失去了王琦瑶施舍的友谊。蒋丽莉因为帮助王琦瑶选美成功，而终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维系住了王琦瑶施舍的友谊
与严师母、张永红，她们之间更多的是美丽女人之间的较量。虽然都惊羡于对方的美貌，也会交流一些女人之间关于生活衣饰的经验和情调，可在暗地里，双方都会卯足劲给对方来个出奇制胜，让对方甘拜下风。这种较量不是剑拔弩张，而是不动声色，却最能够震慑住人的。在与严师母的关系里，王琦瑶还有借着对方回到海上繁华旧梦的意思；与张永红，则是在这个时尚美丽的女孩身上，看到自己年轻时的模样。
“但其实，王琦瑶和张永红之间，倒并不是类似母女的感情，而是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间的，跨过年纪和经历的隔阂而携起手来。”“张永红挽着王琦瑶的胳膊，走在热闹非凡的淮海路上，那身姿是有着无法掸去的落寞。这是迟暮时分的落寞和早晨时节的落寞，
都只有着一线微弱的光，世界笼罩在昏昧之中。一个是收尾的，没有前景可言，另一个虽有前景，可也未必比得过那个已结束的景致，全是茫茫然。要不从年纪论，她们就真正是一对姐妹。”
这些是体验在女儿薇薇身上是无法得到的，因此她对张永红的喜欢超过了对薇薇的。由于无法达到母亲对美丽的期望，薇薇也就干脆叛逆、自暴自弃，故意和她对着来。母女之间的关系里更多的也就是妒忌与冲突了。
作品中虽然也有几个男性人物，但他们都远离现实的女性世界的中心，出现在女性生活中，他们身上折射出来的是女性文化色彩。他们都有共同特征：或是女性世界的厌倦者、失败者，或是到女性世界寻找安慰的人。《长恨歌》是在寻找一种女性生存的空间和塑造女性文化人格的场所。她们从心灵上附属于男性，甘愿在社会的夹缝中生存。一个女人，一个美丽的，而且是美丽得有特色有个性的女人，被镶嵌在历史的书页中见证上海的歌舞生平和沧海一梦。王琦瑶的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