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因素分析
耿源 会计1403 2014015206
1936年12月12日，在苦谏无果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二位爱国将领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确实遵行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主张，希望以兵谏的方式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最终，西安兵谏以和平的方式收场。我认为和平解决的因素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中国党的远瞩促成和平解决 面对西安事变，周总理认为：“在军事上应该准备迎击南京方面对西安的夹击，在政治上采取与南京对立”，应努力争取蒋之大部，如林森、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都应争取，对冯玉祥更应争取，孤立何应钦，要深入群众运动，巩固我们的力量。他说: “我们的统一战线已获得初步的成功，我们的党应准备走上政治舞台，同时要注意地下党的艰苦工作，应有很正确的组织工作”。
面对如何处理蒋介石，权衡之下，领导们主动放下个人恩怨，由“杀蒋”、“审蒋”到后来的“保蒋”、“联蒋”。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以大局为重，以民族利益为重的理性与睿智，从而实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标, 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
二、爱国将领和民主派促成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事变发起人张学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一开始，张学良就希望以尽可能和平的方式结束西安事变。张学良不惜自己生命, 为的就是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 达到一致抗日。他只是想要通过兵谏这种方式来迫使蒋介石放弃内战，与中国党合作，一致对外抗日。
民主派是大失败后开始出现并逐步形成的一个重要政治派别。其代表有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李济深等。西安事变中，民主派人士在面对因蒋介石被扣留而异常混乱的时局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做出了与中国党相似的选择。出于民族大义, 也是由于对当时的局势的深刻而清醒的认识, 民主派在西安事变之前就已实现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思想转变。因此他们能在西安事变爆发后迅速做出反应。民主派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 他们能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 摒弃个人恩怨,在时局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就开始为“释蒋、保蒋”，制止内战而四方奔走。 三、美、英等西方国家力主促进和平解决
日本侵略华北损害了美英等国的在华利益。所以，西安事变发生后，两国对该事件的发展状况密切关注，不希望日本借此而近一步侵吞中国。此时，各国使节也纷纷介入事变当中，力争局势向着有利本国的方向发展和缓。在此期间美、英于经济上也给蒋介石以极大的支持：英国汇丰银行应孔祥熙、宋子文的请求，帮助、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对黄金、外汇实行无兑换，使事变当时的上海金融市场得以保持稳定，不至于因经济混乱引发更大的政治、军事危机。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为了民族大义，为了停止内战，为了全民族一致对外抗日而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有来自各方面的因素，包括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在事变前后对于的态度、高层领导人对于蒋介石态度转变及对整个事件逐渐发展过程中的认识、民主派在事变期间的积极作用以及国际势力对于西安事变的影响等。周恩来在后来评价道：张学良、
杨虎城二人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两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不惜牺牲自己的自由和性命，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使全国上下结成了抗日爱国统一战线，开始全面抗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稳定了当时中国的局势，避免了内战的发生，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抗日爱国热情，还推动中国由局部抗战阶段进入了全面抗战阶段，具有鲜明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