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

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

乔治•阿克洛夫

1. 引言

本文着重讨论质量和不确定性问题。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商品异质性使传统的市场理论面临着饶有趣味而又十分重大的难题，一方面，质量的差异和不确定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解释劳动力市场上的重要机制，另一方面，本文试图通过讨论获得这样的结论：在不发达国家，商业交易是困难的。其中，将特别论及欺骗性交易的经济成本。本文的理论还可以用来研究倾向市场、保险可行性、耐用品的流动性和名牌商品等问题。

在许多市场中，买者利用市场的一些统计数据来判断他们将要购买的商品的质量。在这种情况下，卖者就有动力提供低质量的商品因为某种质量商品的价格主要取决于所有同类商品质量的统计数据而非取决于该商品的实际质量。结果，商品的平均质量将趋于下降，市场规模将不断缩小。我们还可以观察到这种市场对个人和社会有不同的回报，因此，在某种情况下，的干预可以增进社会的总体福利水平。或者说，私人组织利用了整个社会福利水平潜在的增长机会而使自己获利。实际上，这些私人组织的行动所产生的影响并非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尽管集权本身有许多负面影响，但是，一定程度上的集权可以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

下面，我们用汽车市场作为例子来阐释和进一步发展以上的思想。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选择旧车市场来讨论，是因为这个例子很具体，并且容易理解，而不是因为它的重要性和有何现实意义。

2. 作为例证的汽车市场模型

2.1汽车市场

旧车市场的例子可以抓住问题的本质。人们不止一次地听说或惊讶于新车与刚刚开出样品陈列室的汽车之间的价格存在巨大差别。对这种情况最普通的解释是人们有一种对“新”车的特别的偏好。在此我们提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解释。假设（作出这个假设是为了使问题更加简单明了，而并非从现实出发）有4种汽车：新的和旧的，高质量的和低质量的。低质量车在美国被称为“柠檬”。一辆新车可能是高质量的，也可能是“柠檬”，当然一辆旧车也同样有这两种情况。

在这样的市场，消费者买一辆新车时并不知道这辆车到底是高质量的还是“柠檬”，但是他知道这辆车是高质量车的概率是q，是“柠檬”的概率是(1q)。这里假设q是高质量占所有汽车比率，(1q)是“柠檬”的比率。

买者在拥有汽车后的一段时间内就会了解到该车的质量，也就是说，此时车主可以赋予该车可能是“柠檬”的一个概率值，这个估计比初始的估计更加准确。于是，信息不对称发生了：卖主掌握了比买主更多的关于汽车质量的信息。对于买主来说，由于他不可能在买车时区分汽车的质量，所以高质量车和低质量车只能以同一个价格水平出售。很明显，一辆新车和一辆旧车不应该有同样的评价。如果它们拥有的评价相同，车主通过以高质量车的价格出售“柠檬”后再买一辆新车，该新车是高质量车的概率q大于原先购买新车的概率。这样，高质量车的拥有者将不会卖出汽车，因为如果卖出汽车他无法得到汽车的真实价值，也无法获得一辆新车的期望价值。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修正后的格莱辛定律（Gresham’s law）的结果1。当“柠檬”充斥汽车市场时，高质量车根本不会成交，于是，如同劣币驱逐良币一样，低质量车将高质量车逐出了市场。然而，该结果与格莱辛定律并不完全一样：低质量车驱逐高质量车是因为低质量车与高质量车在相同的价格水平上出售。相似地，劣币驱逐良币是因为两着哩率水平相同。但是，低质量车之所以与高质量车以同一个价格出售是因为买主无法区分一辆车到底是低质量的还是高质量的，这只有卖主清楚。在格莱辛定律中，买主和卖主大概都可以区分劣币和良币。所以说这个类比具有启发性，但并非完全相同。

2.2非对称信息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质量好的汽车会被“柠檬”逐出市场。但是，在不同质量等级的产品连续分布的情形下，更糟糕的反常状况也会发生，因为质量最差的汽车在将质量最好的汽车逐出市场后会继续将质量较好、质量中等和质量再稍差一些的汽车依次逐出市场，从而导致二手车交易市场根本无法存在。

我们可以假设对二手车的需求主要取决于两个变量——二手车的价格p和进入交易的

dQD(p,u),而二手车的供给和平均质量u取决于二手车的价格，u二手车的平均质量，即

即uu(p)和SS(p).在均衡状态下对于给定的平均质量，二手车的需求等于供给，即

SD(p,u(p))。随着二手车交易价格的下降，进入交易的二手车的平易质量理所当然地随之

降低最终导致在任何价格水平下都在存在二手车的交易。

效用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二手车交易的例子。假定市场上有两类交易者，交易者1和交易者2，交易者1的效用函数为：

nU1Mxii1

其中，M代表交易者1对二手车之外其他商品的消费，Xi表示第i辆汽车的质量，n为汽车的数量。

同理，交易者2的效用函数是：

U2M32xii1n

对于这些效用函数有三点需要说明：（1）这里采用线性效用函数（如对数型效用函数）来讨论问题，这样做我们就无需处理复杂的代数运算; （2） 线性效用函数的使用还可以使我们专注于研究非对称信息的效果。如果在凹形效用函数下进行研究，我们将不得不在

U1和U2具考察我们最希望关注的事实的同时，考虑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变动的影响;（3）

有边际效用不变的特征，即增加第2辆车的消费直到增加第K辆车的消费所带来的效用的增加都与增加第一辆车消费所带来的效用的增加相等。在此，我们再一次为了研究的需要而牺牲了边际变动的现实。

接下来再假设：（1）两类交易者都是冯·诺依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中的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者;(2)交易者1拥有N辆质量为x并且服从均匀分布的汽车，其中，0x2，交易者2没有汽车;（3）把其他商品M的价格看成为一个单位。

将各种类型的交易者1的收入（包括销售二手汽车所带来的收入）记作Y1，将交易者2的收入记为Y2。对二手车的需求即是两类交易者对二手车需求的总和，当我们不可整除的可能时，交易者1对二手车需求的数量就可以表示为：

D1Y1/pD10u/p1 u/p1

交易者1对二手车的供给就是

S2pN/2 p2 (1)

二手车的平均质量是

up/2 (2)

在（1）和（2）两个表达式中，我们使用了二手车质量服从均匀分布这一假设。

同样，交易者2的需求为

D2Y2/pD203u/2p 3u/2p

供给是S20，因而总的需求D(p,u)是

D(p,u)(Y1Y2)/pD(p,u)Y2/pD(p,u)0pupu3u/2 p3u/2

尽管有这样的事实，即在0到3之间的某个价格下有的交易者1愿意卖掉他们的车，而有的交易者2愿意在这一价格下购买。但无论如何，在价格为p，平均质量为p/2这种质量均匀分布的情形中，在任何价格水平下都不会发生二手车交易。

2.3对称信息

上面的分析将与对称信息下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照。假设所有汽车的质量是均匀分布的，0x2，那么，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就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供给曲线是：

p1S(p)0 p1 S(p)N需求曲线是：

D(p)(Y1Y2)/pD(p)(Y2/p)D(p)0p11p3/2 p3/2

均衡：

p1pY2/NY2N2Y2/3NY2(3)(4)p3/2 N2Y2/3 (5)

如果NY2，那么，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将有N/2单位的效用收益。如果NY2，此时交易者2的收入不中以购买到N辆汽车，那么，将有Y2/2单位的效用收益。

最后，对于该例子应该提到的是，如果两类交易者对于每辆汽车的质量具有相同的概率估计——尽管这种估计因汽车的不同而不同——（3），（4）和(5)式仍能够描述均衡，只不过此P将代表第单位质量的期望价格。

3. 例证与应用

3.1保险

众所周知，年龄超过65岁的人很难买到医疗保险。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保险费不能一直上升到与风险相当的水平？

一个回答是，当费用提高时，只有那些越来越确信自己有必要投保的人才会去买保险。医疗体检中的弊端、医生对病人的同情等因素，使得保险申请人比保险公司更加了解自己的风险善。结果，当保险费上升时，投保申请人的平均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导致最终将不会在任何保险费用水平上签订保险合同2。这与我们的汽车市场的例子十分相似，在那时，待售旧车的平均质量随着市场价格的下降而下降。关于这一点，保险学教科书的解释是这样的：

通常，保险在处理65岁以上的人时是无效的。此时，保险费太高以至于除了那些最悲观的（即健康状况差的）投保人而没有其他人会对投保感兴趣，因而在这一年龄段存在着严重的逆向选择问题。3

以上结论与统计数据是一致的，1956年对2809个家庭88个人进行的全国性问卷调查显示，当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需要保险时，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从45～65岁人群的63%下降到65岁以上人群的31%。令人吃惊的是，调查显示，55～岁之间的男性的平均医疗支出是88美元，超过65岁逻辑性的该项支出是77美元4。然而，在该年龄

段的人的非保险支出从66美元上升到了80美元，保险支出则从105美元下降到了70美元。结论是铙有趣味的：保险公司对向老年人提供保险尤其谨慎。

逆向选择是所有类型的保险都存在的潜在问题。下面的观点摘自沃顿商学院的一本教科书：

当逐渐变老的那些健康保险的投保人面对的保险费上升时，他们就有可能决定退出保险，在这种情况中便存在着潜在的逆向选择，保险人的行动可能使保险公司的客户中高风险客户所占的比例过高，从而使保险公司可能支付比预期要高的赔偿金额。当保险个人或者团体能够自由地选择购买或不买保险，能够自由选择保险金额和保险计划，自由选择继续维持保险或者中断保险时，逆向选择便会出现，或至少可能逆向选择。5

团体保险是美国医疗保险中最普遍的保险形式，它用于鉴别人们的健康状况，因为通常情况下，健康是被雇佣的一个先决条件。同时，这意味着保险公司自身的逆向选择行动可能使那些最需要保险的人轻易得到了保险。

医疗保险市场上逆向选择现象的出现为支持医疗保障方案的观点提供了一个主要 的论据。6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医疗保障是值得的，因为秀有可能市场上所有的个人都希望付出一定的医疗保险的期望成本来购买保险，但却没有保险公司愿意出售保单，因为无论在哪一个价格水平上，保险合同的购买者中都会有太多的“柠檬”。从这一方面来看，对医疗保障方案的经济分析与平常我们关于利用公共支出建设马路的讨论十分相似。

3.2少数民族就业

柠檬原则也可以用来解释少数民族的就业问题。雇主可能在某些职位上不愿意雇佣少数民族的职员。这种决策并非是带有成见或者歧视性的，而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因为对于求职者的社会背景和工作能力，种族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统计指标。

高质量的教育水平可以作为该统计指标的一个补充，教育系统通过区分学生来充当一个比其他表面上的特征更优越的显示器，正如舒尔茨所写的那样，“兴办教育能够发掘和培养潜在的天才，儿童和成年人的才能如果不经发掘和培养将不会被人知晓。7”虽然一名未受过教育的工人可能会具有十分有价值的才能，但在公司决定雇佣他们之前，这些才能必须经过教育系统的证明。无论如何，这种起到证明作用的系统一定应该是可信的，贫民区学校的低的证明能力相应地低估了学生的经济潜力。

教育上的缺陷使已经是弱势群体的少数民族更加不利，因为难以区分少数民族中工作能力高和工作能力低的职员，雇主的理智选择就是在责任重大的上不雇用少数民族的工人。这种决策早已清晰地反映在乔治·斯蒂格勒的思想中，他写道：“如果没有接受过教育，恩赖科·弗米可能只是个花匠，而冯·诺依曼则可能是商店里的一名检验员。”8

无论如何，贫民区的学校的工作不仅可以使那里受教育的个人受益，而且可以通过人们的平均素质增加对整个社会群体的回报。仅从教育水平可以作为种族的附加信息这个角度来讲，人们是有动机接受教育的。

我们的另一个担忧是就业办公室一直使用成本效益分析来评估他们的项目的优劣，因

为这种方法可能许多外部性。对少数民族群体进行培训的好处在于它在提高素质的同进，也提高了整个群体的平均素质。同样，这种回报并不单单在个体间得到分配，而且还使整个群体受益。

3.3欺骗性交易的成本

柠檬模型也可以用于解释欺骗性交易的成本。设想市场上货物买卖或是诚实地进行的或是带有欺骗性地进行的，即质量可能被真实地标记，也可能被虚假地标记。买者的困难当然是确认质量。那些在市场上提供次品的人就像汽车市场上的柠檬一样会使整个市场瓦解。这种可能性构成了欺骗性交易的成本，即欺骗性交易将诚实的交易者逐出了市场。市场上原本可能有买主想购买高质量的商品，而且有卖主愿意在一个适当的价格范围内出手该种商品，但是，正是由于出现了一些蓄意以次充好进行欺骗性交易的人，使得合法的诚实交易者被驱逐出了市场。因此，欺骗性交易的成本不仅包括买者被骗取的部分，还应包括正常交易不复存在所带来的损失。

在不发达国家，欺骗性交易是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模型对这对这一点进行了可能的解释，并且对经济的外部性给予了论述。尤其是，在我们描述的经济模型中，欺骗行为或者说对汽车质量的误导性说明耗费了每单位汽车1/2的效用。进一步讲，这种行为使汽车市场的规模从N缩减到0，这样，我们可以直接估计欺骗的成本，这至少在理论上讲是行得通的。

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明，在不发达地区商品的质量差异要比在发达地区大。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对出口质量控制和国家间贸易合作的需要来衡量。例如，在印度，在《1963出口监督与控制法案》的规范下，“大约有85%的印度出口产品要接受一种质量控制”。9在

印度的地方集市上购买的稻米，主妇们必须仔细地从美国的街边集市的商品和大型超市的商品进行比较后，我们不难发现，与西方国家相比，在东方国家商场上质量的差异更是个大问题。

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中，前工业时期的那一代商人成了工业化国家的第一批企业家。有记载的最好例子是日本10，并且这一道理也适用于英国和美国11。在此，我们把能够识别商品质量看成是商人们的一项重要的本领。在柠檬模型中，那些可以识别汽车质量的人可以通过两类交易者间的买卖差价来获利，这些人就是商人。在生产领域，这种技能同样重要，它被用来鉴别投入品的质量，保证产出品的质量。这就是商人为何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批企业家的原因之一。

当然，企业家是一种稀缺资源。没有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能够缺少对企业家的重视，而且还有一些国家的发展是以企业家为中心的12。如果缺乏企业家，产品的差异性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影响到经济发展：第一，对于潜在的企业家阶层，进行倒卖的利润过高将使他们远离生产领域；第二，每单位产出所占用的企业家的时间越多，那么，产品的质量差异就会越大。

3.4不发达国家的信贷市场

首先，不发达国家的信贷市场也充分反映了柠檬原则。在印度，绝大部分的工业企业被代管公司控制着。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些“代管公司”控制着公共有限责任公司资本净值的65.7%和资产总值的66%13。下面是一位历史学家对这种“代管公司体系”的起

源和运作所作的叙述。

南亚的商业活动仍然保持着商人家族式的运营，其中存在一种特殊的组织机构被称为代管公司。新企业（如一个制造厂、一个种植园或一个贸易公司）发起时，发起者会与代管公司接触。发起者可能是印度人或者英国人，他们可能拥有技术、金融资源或者特许权。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他们都要与代管公司联系，因为代管公司的信誉可以给公司的经营带来信心和充足的投资14。

印度工业活动的第二个主要特征是这种代管公司被世袭的群体控制着，或者更准确地讲被同族的群体控制着，因而众多的公司可以按照种族的血统进行划分15。在这种情况下，外部投资者的投资很有可能被欺诈。因此，这种公司只可能通过两种方式运行：（1）公司建立起了诚实交易的声誉，当他们提供的服务的供给有限时，这种声誉可以给它们带来垄断租金；（2）虽然此时它们的金融资源有限，但是，它们可以借助种族的关系网，也可能是家庭的关系网在族内从事诚实交易。确实，在印度的经济史中，想要辨别那些富裕地主的存款是否应该投资到工业领域是十分困难的，一是因为他们害怕将资金投到由其他种族控制的公司，二是因为他们具有强烈的消费倾向，三是因为回报率很低。16但是，至少显而易见的是，英国人拥有的代管公司资本净值的持有者比印度人的代管公司具有更大的种族上的多样性，并且经常既包括英国人也包括印度人。

其次，第二个逆向选择机制的例子是关于地方性的放贷者向借款人索要过高利率的问题。在印度，这种高利率已经成为人们无法拥有土地的首要原因，被称作“合作行动”的运行试图通过建立银行的方法与地方性的放贷者竞争来对付这种人们无法拥有土地的情

况。17当位于中心城市的大银行索要6%、8%和10%的优惠贷款利率时，地方性放贷者却索要15%、25%甚至是50%的利率。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的答案在于放贷者方面，只有当他们（1）觉得合同容易被履行时，或者（2）了解借贷者的个人信息时，才愿意贷款给借贷者。那些试图通过地方性借贷者与大银行间的利率差套利的中间人，很有可能由于吸引了过多的“柠檬”而遭受损失。

我们也可以从马尔科姆·达林对乡村放贷者的势力的解释中理解上述观点：

印度小乡村的放贷者往往是众多不节俭人中的节俭者。虽然从现代的观点看，他做生意的套路是十分混乱的，但这种套路却十分适合那些随遇而安的农民。他全天候地做生意，省略了那些繁琐的正式程序，从不向借贷者提出不适宜的问题，从而提高了效率，并且，只要借款人支付了利息，他们就不会追要本金。他与顾客保持着良好的接触，在许多村庄，放贷者会与顾客们分担他们的幸运与不幸。有了这些详细的关于他身边借款者的资料，他就能够进行低风险的投资，而他不会借款给那些他根本不了解的借款人。18

再来看一下巴巴拉·沃德的论述：

小渔村的小店主告诉我：“我只借钱给那些定期停靠这里的人。除非我了解借款人的所有情况，否则我将考虑再三。”19

在伊朗，每个轧棉公司都是以市场利率向德黑兰的银行申请一系列贷款的，因此，轧棉行业的一个十分有利可图的副业就是为下一季的生产放贷。但是，放贷者可能在开始的

几年时由于存在无法偿还的债务而遭受损失，因为此时他们对当地借贷者的情况还不甚了解。20

4. 抵消性规则

许多规则可以用于抵消质量不确定的影响。一个很明显的规则就是保证书。大多数的耐用消费品附带保证书以向买者保证产品具有某些预期的质量。我们模型的一个自然结果就是卖者承担了风险而不是买方。

作为例子的可以抵消质量不确定性影响的第二个规则是名牌产品。品牌不仅可以显示产品的质量，而且可以在产品质量与预期不符时向消费者提供一种报复的手段，消费者可以削减未来的消费。新产品也经常与老品牌相关联，因此，品牌也可以向它的未来的消费者保证产品的质量。

连锁经营如连锁旅店和连锁餐厅的观察可以验证我们的论述。至少在美国，这些连锁餐厅会经常出现在城市间的高速公路上。它们的顾客很少是本地人，理由是这些闻名的连锁店出售的汉堡包按理说应该比普通餐馆的更好。同时，那些熟知本地区的当地人通常会选择他乐于前往的餐厅就餐。

许可制度也可以减少质量不确定性。例如，医师许可证、律师许可证、理发师许可证等。大多数的技术型劳动者都持有某种可以显示其已经达到某一熟练程度的证明，从某种程度上讲，文凭、学士学位、博士学位，甚至是诺贝奖也承担着这种证明的作用。同进，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本身也具有它们自己的品牌。

5. 结论

在我们已经讨论的经济模型中，“诚信”是重要的。非正式的非书面保证是交易和生产正常进行的先决条件。正如经我们推广的格莱辛定律所显示的那样，在上述保证不确定的情形下，商业运行将遇到困难。在囚犯难题中，不确定性的这个方面已经被博弈论研究者们探讨过了，但是，通常的研究并没有将其与不确定性在传统的阿罗－德布鲁方法的框架下联系起来。21然而，区分高质量和低质量的困难是商业交易中存在的固有问题，这可以许多经济规则，事实上，它是不确定性问题中更加重要的一个方面。